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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散文《我爱我父母》第9章

来源：中国儿童文学网　　作者：王泉滔

　　第09章
　　
　　父亲有病期间，母亲很少说话，我想是母亲不知怎么给父亲看病，不便发言。因为母亲是位有修养、对儿子最有爱心的母亲，怕她的话会干扰我的思维，其实，我的思维也是混乱的。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我的每一个决策，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要说也是，要是知道自己的决策对不对，那还了得，那就不是凡人了。疾病在变化，人在往前赶，谁知道人与疾病斗争的结局是个什么样子？
　　下午我到家，父亲说，他的眼睛有些不舒服，我问了几句，父亲说没有大碍，我就到常胜沟畔瞧瞧去了。
　　常胜沟是我永远眷顾的地方，因为那是我幼小的心灵放飞的地方。常胜沟很美，尤其带着青少年美好的烙印，看过长江和黄河，看过淮河和黑龙江，比着家乡的常胜沟都失去很多诗意和远方。
　　夏天的常胜沟更是盛装尽披，鸟语鼎沸，绿色滴翠，一河清水洋溢着火热的流淌。童年的足迹仍在，少年的梦想也在，可此时的我却没有了欢乐。到常胜沟去看旧河流清水，也是心灵的寄托，更是人与自然的融入，想通过追忆青少年的梦想去摆脱内心的乱如麻，可是不能，真的不能，永远不能。人至中年，已进入人生的激流漩涡，各种凡尘的子丑寅卯时不时地在挟裹着我，夹持着我，自己又不能超然世外，怎能身与白云齐呢？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爱我者父母，父母把一切统统给了自己的子女，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此之轻，这是一种何其的伟大啊！要问世界上谁能为自己耗尽最后一滴血？我说是父母；要问世界上谁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你轻？我说是父母；要问世界上谁能把自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交给你并没有怨言？我说是父母。
　　常胜沟的清水在哗哗地淌着，青少年时的东大堤已不复存在，那年我常去洗澡的地方已经长满杂草和菰蒲，一些鹜雉在水湄的草丛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着。看到它们，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烦恼和忧怛？
　　父亲有病，母亲很少说话，我猜想：母亲心里一定很苦、很痛，不愿提起父亲的病，怕家人伤心，只好把苦和痛藏在心里。母亲是师范肄业生，虽然是个县级师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沈丘师范上学已经是很优秀的了。可惜的是，没有毕业，学校就散了。后来父母结了婚，有了我，村民推荐我母亲到学校教书。母亲不愿意去，说，放不下我，去教书还不如在家照顾我好。随便说一句，那个年代叫“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一个大队有一个或几个村庄组成，村庄有数个生产小队，有叫东队西队的，有叫一队二队三队的，等等不同的叫法，无论哪种叫法，其意义是一样的，一个生产小队有小队长、会记、记功员和众多村民组成，有小队长统一领导，就像戏曲里的唱词说的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生产小队有队长统一领导，一起干活，没有单打独干的，除非特殊的活儿。因为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队的人都称作“社员”。时隔多年，我还记得有首歌叫《社员都是向阳花》，我小时候经常唱：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
　　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
　　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
　　我们永远不离开她，公社的阳光照万家
　　千家万户志气大，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由于集体生产，一起下地干活儿，不干活儿没有工分，没有工分队里分东西就没有你的份，你就要饿肚子。所以，工分很重要，社员有句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父亲弟弟妹妹多，那时经济不发达，没有充足的肥料埋在地下，庄稼收成不好，所以家庭负担重，都得下地干活儿，没有闲人照看我，老太太目盲，也不能照看我，家又紧靠沟边，惟恐有什么闪失，母亲不愿意丢下我去教学。现在村里很多人见了我都说：“你娘很有才，没有去教学，可惜了，很多不如你娘的人在学校都混成了吃商品粮的，要是你娘去教学，一定能当上校长，现在退休也能拿几千块钱的退休金。”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向来没有主动提起过这件事，都是别人闲聊，话撵话说到这里，或者舅舅来家时才能偶可提到。因为两位舅舅都是教师，而且是吃商品粮的教师，可以领取很多退休金。即便提到此事，母亲都是微笑一下，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更没有一点伤心的情绪。我想：
　　“什么金钱，什么地位，在母亲和父亲心里，啥也没有儿子的平安重要。”
　　母亲和父亲是平头百姓，是合格的公社社员，吃的是勤劳饭，穿的是勤劳衣，住的是自己动手盖起的土房子，过的是安稳的日子。父母常说，虽然穷点、苦点、累点，大家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好怨言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活法儿。
　　青年时的机会失去就失去了，母亲不愿意去教学要说母亲后悔的话，过了十多年又有一次机会。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给一些错假冤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工作。按政策来说，母亲可以找到上级有关部门，理所当然地找份工作，可母亲没有去找。为此，两位舅舅还专门来我家劝母亲去找有关领导给安排工作。你猜我母亲怎么说？母亲说：
　　“都过去多少年了，咱也不认识上面的领导，何苦呢，我在农村都习惯了。”
　　舅舅听了，笑了，继续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菜，没有再说一句话，这个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可惜当时我不知道工作为何物？要说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位高权重者自有他们的苦恼，高处不胜寒不是一般人能总结出来的；人微言轻者自有他们的快乐，采菊东篱下也是很多人追求的悠然。
　　母亲一直在乡下劳作，没有出过远门，到了七十多岁，才去北京一趟，这，以后再说。母亲是师范生，虽然没有毕业，但内心的强大开明是有目共睹的。
　　我从常胜沟岸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饭。母亲问我去哪了？我说去东大堤玩玩。母亲说：“你小时候没少在那沟里洗澡。”我笑了笑。母亲说：“吃饭吧。”我们一起吃了饭，父亲坐在院子里和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和父亲说话的人走了。父亲要洗脚，我把温水端来。父亲说：
　　“我看东西都是两个。”
　　我问：
　　“厉害吗？”
　　父亲说：
　　“比较厉害。”
　　我又问：
　　“几天了，是越来越轻还是越来越重？”
　　父亲说：
　　“好像越来越重。”
　　我在犹豫，父亲接着又说：
　　“不碍事，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我听了父亲的叙述，紧张起来，急忙给眼科医生打电话。眼科医生说：
　　“复视有可能是脑出血的迹象。”
　　这时已是夜里九点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