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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散文《我爱我父母》第5章

来源：中国儿童文学网　　作者：王泉滔

　　第05章
　　
　　我把父亲扶坐起来，看他能自己穿鞋、披衣、走路，心里略好受了些。
　　父亲自己能走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我是医生，“望”中可以判出疾病的轻重来。车速不快，我怕父亲再头晕。尽管心没二用，路上我还是想了很多，主要思考父亲到底得的啥病？
　　先给父亲做个头颅和胸部CT检查吧，因为父亲头晕和咳嗽。父亲躺在CT检查床上，我在操作间看着荧屏上父亲身体扫描的结果，心提到嗓子眼处，唯恐检查出什么不祥迹象。头颅CT扫描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我的心稍微安慰一些。等给胸部扫描时，我顿时崩溃了，一种想法急速闪现脑际：
　　“我没有福可享了。”
　　父亲的胸部检查，右侧发现一个占位的东西，不大也不小，具体是啥？只有天知道。凭我的直觉，父亲摊上了肿瘤。
　　父亲坐在屋里，闷闷地问我，肺上怎么了？我说“没事，有些炎症”。我想是瞒不住父亲的，因为父亲从十八岁行医至今已七十五岁，年轻时也在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很多年，也到我现在工作的医院进修过，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尽管父亲是位赤脚医生，没有大都市大牌医生有高深的理论和精尖的前沿医术，但父亲做得了的，大牌专家也未必做得了。譬如，常年亦耕亦读亦医，三百六十五天都值夜班，风里来雨里去，随叫随到，靠劳动获取应得的报酬，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卫生事业中，我敢说就是一种精神的伟大！也是一种伟大的贡献！
　　父亲查出肺部“占位病变”，我的心沉闷了，我的喜悦没有了。我是独生子，没人可倾诉内心的世界，走到背静处，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未开口，我先哭了，哽咽着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福可享了。”
　　妻子问我：
　　“大得了啥病？”
　　我说：
　　“可能是肺恶性肿瘤。”
　　妻子说：
　　“不一定，大平时身体一直很好，连一片药就没有吃过，怎么说得肿瘤就得肿瘤了呢？是不是误诊了？”
　　我说：
　　“没有病理结果还不能百分之百的诊断清楚。”
　　妻子说：
　　“大操劳大半辈子，该住院治疗就住院治疗吧，万一不是也是我们的福。”
　　我瞒着父亲，找了几位专家看片子，大家都说，要想搞清楚，必须穿刺做病理切片。我本身也是医生，有时思维极度偏激，譬如对奇怪的恶性肿瘤我一向认为无药可治，所谓的化疗烤电等抗癌治疗都是安慰剂，当今的医术，尤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各尽其心罢了（我这种观念，仅限于当时我对父亲的病的一种心理假设，和真正的医学无关，要是你的亲人得了和我父亲一样或类似的病，千万别效仿我，以免给你带来不佳的结果，切记！）。
　　穿刺，病理确诊固然是金标准，但医院没有十分的把握，即便确诊了，我也不想在我医院做手术，不是不相信我医院的医术，而是想到上级大医院给父亲看看，我不能把父亲的生命维系在我所工作的医院里，万一有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会后悔终生的，尽管我工作的医院医术也是精湛的、一流的。
　　先给父亲输几天消炎药再说吧。
　　父亲在家输液，我在医院工作，心里一直惦记着父亲。
　　父亲、母亲和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是勤劳的，是朴实的，是善良的，对自己的子女是无私的，是呕心沥血在所不辞的。父母养了几只鸡，都是柴鸡，说嬎了蛋给重孙子吃，柴鸡蛋营养高，小孩子吃了对身体脑子好，上学脑子伶俐。每次回家，我都对父母说，现在社会富足了，生活好了，孩子都有工作，吃不愁穿不愁，别养鸡了，柴鸡蛋集市上卖的有，随便买点就吃不了，养几只鸡，鸡屎遍地都是，看着硌意人，黏在鞋上恶心。父母总是说不养了，杀了吃，或卖了。说归说，也没有吃，也没有卖，院子里很脏，我想给父母买个鸡笼子，把几只鸡圈养起来，鸡不乱跑，院子就干净了。
　　年前，医院进了一台仪器，托运时怕损坏，外面用个简易粗糙的木箱子固定着。仪器安装使用后，木箱子撂在墙角还没有顾得拾掇，我问后勤领导这个木箱子还要不要，领导说，烧锅也用不着，搁那那碍事。我说我带回家喂鸡用。领导说，不用问，带回家喂鸡比当垃圾扔了强。
　　木箱子不算大，我用辆电动三轮车拉回县城的家，准备有机会再拉回家给父母喂鸡。一晃到了年关也没有遇见合适的车拉回老家，一直在院子里放着，过年连个红纸也没贴。父亲生病了，我很伤心，每次下班到我县城寄居处，看到这个白茬木箱子，就联想到棺材，并怀疑过年院子里楞着个木箱子也没有贴春联很是不吉利，为我的爱赚小便宜而悔恨，找来斧头、钳子把它劈了个粉身碎骨，然后拉到野地的垃圾处。
　　父亲输了六天抗生素，我决定到省城大医院看看。大儿子猛在省人民医院规培，我联系他，让他给爷爷找位知名专家看看。儿子小时候爷爷最疼爱他，达到了溺爱的程度，猛在爷爷面前逞能耍赖，别人都看不下去，他爷爷总是笑着说，“长大了自好，爷爷疼孙子，坟头攒金子”。猛听说爷爷生病了，哭了，要回来看望爷爷和奶奶。我说，这两天就去你规培的医院，不用回来，你在那医院熟悉，给你爷找个最好的医生是当务之急。是住肿瘤科还是住呼吸科？儿子说，没有诊断清楚，还是先住呼吸科吧。
　　提前预约好，很快就住进病房，专家说，先做个增强肺部CT是必要的。我说，一切听医生安排。第二天老早就在CT室门口排队，预约得早，做得就早，增强CT做完，诊断结果还要等专家会诊才能发正式报告。父亲坐在大厅，我问影像师，影像师说，看片子不像个好东西，但比着以前的片子却小了许多。
　　影像师说比着以前小了许多。这里的“以前”，指的是六天前在家乡做的片子。我不放心，托熟人找了医院最著名的影像学专家给父亲确诊一下。这位影像学专家号称“火眼金睛”。不是不托熟人就不能看病，只是想看快些。专家中午十二点下班，熟人是专家的学生，等把所有人看完已经十二点露头了。医者仁心，专家没有下班吃饭，而是认真地把父亲的片子前后对照一番，又把省医院的片子在电脑上从不同的角度立体看了几遍，问：
　　“你在家输了几天液？都是用的啥药？”
　　我说输了六天液，又把用的抗生素讲给他听。他说：
　　“六天的消炎药，肿块小了不少，可以治疗一段时间再说。”
　　我问，需要穿刺吗？专家说：
　　“穿刺也不为错。想尽快搞清楚，最好穿刺。”
　　因为肺上长个肿块，怕迟早会阻塞气管，我心里一直想给父亲做手术切掉才放心。听了专家的意见，我心里初步有了眉目，先把手术放一下，走一步说一步吧。希波克拉底说：“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这句话像铃铛的撞针时常敲击着我的心灵。专家没有明确指出非穿刺不中，只是说“穿刺也不为错”，也可以理解为“目前还没有必要做这种有创检查”。影像学专家的观点正合我意，决定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再说吧。
　　决定检查和治疗的方案不在影像学专家，而在临床专家。因为病人在病房住着，管床医生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作为家属都想广听百家意见做出最佳选择，我也是。
　　父亲在省人民医院前后住了三天就不愿意住下去了，执意回家。理由是，床位费太贵，又没有特殊的治疗，就是输液，不如回家自己输。三天所有的检查都出来了。医生看了化验单，综合评估了父亲的病情，和影像学专家说的大同小异，更坚定了父亲出院回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