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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童年

来源：中国儿童文学网　　作者：红玛瑙

　　二、“偷麦”挨打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住在村里的孩子是蛮快乐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负担一点都不重。因为没啥作业，孩子们可以玩的时间和花样都很多。跳皮筋、掷沙包、跳房子、抓骨头、抓石子等，应有尽有。男孩子的游戏就更多了。
　　村里的大场上（生产队最大的一块空地，麦收、秋收时作为队里的晒场，平时是集会的地方。）总有孩子在玩儿，男孩女孩都有，年龄不等。收麦子的时候，大场的孩子最多，往来穿梭到深夜。为什么呢？除了玩儿，这个时候来大场的孩子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一个男女老少都心知肚明，又不愿意说穿的秘密——偷麦！
　　对！偷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麦堆上假装玩一会儿。玩的时候，用双脚故意往下踩，让麦子灌满鞋子，然后抬起脚后跟，让鞋帮边的麦子溜到脚底，再把脚踏下去。踩实了以后，便假装回家一趟。
　　大约几分钟以后，这个孩子又会出现在麦堆上，重复刚才做过的事情。如此反复，有的孩子一晚上往来十几次，最多的能拿回家五六斤麦子。到夏收结束，有的孩子能偷生产队几十斤麦子呢。
　　生产队的干部就不制止吗？是的，他们不会制止。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队干部的娃也在其中“忙”得不亦乐乎。
　　看着人家娃的行为，开始的时候，我不为所动，还挺看不起他们的。可是，看着满村的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偷麦，连一些大人也参与进来了，我的心开始动摇了。
　　看，旺财舅舅踮着脚尖回家了。瞧，彩棉妗子的裤腿怎么扎起来了？裤管里的麦子随着她走路，前后一摆一摆的，搞得她走路的姿势既别扭又滑稽。富贵表哥还跟彩棉妗子开玩笑，说：“彩棉娘，都不嫌麦芒扎腿啊？”
　　我在麦堆上玩的时间不短了。不用故意灌，鞋子里早已经装满了麦子。
　　我反反复复问自己：“该怎么办呢？把麦子拿回家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小时。我否定了再否定。到了大场的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都跑累了，在完成最后一次“搬运”后，都回家睡觉了。
　　我也困了，也想回家睡觉了。可是鞋子里的麦子怎么办呢？往出倒吧？那会被所有的人看见。算了，还是带回家吧。反正别的孩子都如此这般“运”回家多少麦子了。
　　我也踮着脚、提着劲儿往家里走。心里“嘭嘭嘭”跳得越来越快。毕竟是偷麦，感觉全大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看，第一次体会到“做贼心虚”的含义了。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挪。从大场到我家充其量有三分钟的路程，而我艰难地“走”了好长时间。进院子楼门时，我“咚”的一声摔倒在门槛上，膝盖磕得生疼。
　　母亲问我：“咋到这时候才回家？”
　　我说：“都在大场玩呢。”
　　停了一下，我邀功般地对母亲说：“妈，你来一下，拿个东西过来。”
　　母亲问：“咋啦？拿啥东西？”
　　我脱掉鞋子，倒出里面的麦粒，足足有两把。
　　母亲看见后，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然后，她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也做这种事啊？”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做，有的一晚上往他家偷了好多次呢，没人管！”我争辩道。
　　“人家的孩子我管不着，你就不行。人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就跟着学。咱家再缺粮，也不要你这样！你要再去，小心我给你爸说。”
　　“好，我不去了。那……这麦子咋办？”我问母亲。
　　“丢到鸡棚喂鸡吧。”母亲极不情愿地回答了我。
　　这事以后，我没有再去大场。每天做完那一点点作业，就提着筐子给猪寻草。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堤边寻猪草时，看见英红表姐蹲在生产队的麦地里。那一大片麦子还没有收割，英红姐蹲在麦子中，只有半个脑袋露出来。我以为她在蹲坑，心想：“英红姐也真是，十几岁的女子了，还在野外拉屎尿尿，难为情不？”
　　过了好一会儿，英红姐还不出来。我好奇地向她走去，喊着：“英红姐，你拉井绳呢？”
　　“玛瑙，你来，过来！快！”英红姐叫我。
　　我快步走过去，拨开麦子，来到英红姐面前。读者朋友们，猜猜我看见啥了？英红姐蹲在地里，用刀片割下麦穗，当场捋下麦粒，直接装进一个布袋子里。袋子里应该有七八斤麦粒了。
　　“英红姐，你胆子太大了！你都不怕人看见啊？”我问。
　　“谁管呢？人都在大场扬麦呢。你来，我给你割些麦穗，你捋一下，把麦粒拿回家就行了。”
　　“我不敢！我妈说我呢。”
　　“没事，你拿的多了，你妈就不说你了。放心，来，我给你割，你自己捋。”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蹲下来，照着英红姐说的做了。
　　天黑了，我们该回家了。英红姐的布袋子里已经装满了。我捋的麦粒没法儿拿，因为我提的筐子是装猪草的，缝隙太大了。
　　“用你的衣服一包，天已经黑了，你穿里头的衣服没人看见。记着啊，把猪草放在上面。”英红姐机灵地帮我想办法、出主意。
　　也是，天黑了，没人看见。我又照英红姐的话做了。
　　我穿着里面的背心，用短袖包好麦粒，放在筐子底，上面盖上厚厚的猪草。
　　我惴惴不安地向家走去，脑子里闪现着各种说辞和父母亲可能会有的种种态度。
　　夸奖？绝不可能！父亲是军人出身，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但明事理。他们二人绝不会夸奖自己孩子的偷窃行为。
　　责骂？很有可能。上次从大场用鞋子拿回家两把麦子，母亲都说我了，好在父亲不知道那件事。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见我天黑了还没有回家，正站在楼门口担心地张望呢。
　　我该如何过父亲这道关啊？！我筛糠般地走近父亲。父亲接过筐子，问我：“咋到这晚才回家？”
　　“遇到英红姐了，跟她……多寻了……一会儿……草。”我浑身抖得站不稳，上下牙碰得“咯咯”响，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
　　“咦？今天的草咋这重的？”父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里面有……麦粒，英红姐给我割的……队里的麦穗……捋的。”
　　我不打自招，想先入为主，强调麦粒不是我偷的，我只是顺从英红姐的“好意”。
　　父亲突然沉默了。他拿出我的短袖，打开，一斤左右的麦粒在父亲的手里哆嗦着。不知道是父亲气得发抖？还是那些麦粒也吓得打颤，我想肯定是前者。
　　只见父亲“唰——”一下把麦粒抛洒在院子，一巴掌抽在我脸上。我连忙用手去捂脸，手还没有到脸上，又觉屁股上挨了狠狠一脚。我一个爬扑摔在地上，“哇——哇——”大声哭起来。
　　“还有脸哭？！一个女娃，学啥不好？学着偷东西！把那些麦粒捡起来，给我吃下去，一粒都不准剩！叫你知道带贼腥味的东西不好吃！”
　　我跪在地上，一边摸索着捡麦粒，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呜——呜”地哭着，哪里敢看麦粒上是不是粘了土或者鸡粪。家里的十几只鸡整天在院子跑，拉的到处都是。
　　哥哥弟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母亲看不下去了，拿着扫把过来连麦粒带土扫到一块，一句话没敢说，用眼睛示意哥哥把我拉回屋子。
　　父亲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呼呼地出着粗气，那目光恰似成千上万的麦芒扎得我疼了几十年。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说英红姐给我割麦穗是为了堵我的嘴。
　　……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老家教书十年，英红姐的消息时不时传入耳朵。
　　在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时，英红姐还是单身。母亲说：“你英红姐太厉害，连偷带摸的，男人见了都害怕。”
　　后来，经人撮合，英红姐嫁到外省了。听说男人有残疾，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村。
　　再后来，听人说英红姐利用国家给残疾人的政策，养狐狸、开砖厂、办养猪场，还以女企业家的形象上了当地的报纸和电视。
　　那年夏天，英红姐开着红色宝马回来，给她爸妈（上文提到的旺财舅舅和彩棉妗子）盖了一栋六层楼房。村里人羡慕得口水流了一地。
　　父亲出奇地平静，没有评说一句。可我心里难受了几个月。想想我，上本科，上研究生，兢兢业业地教书，潜下心来搞教研，又是发论文又是出论著，每月只挣几千块钱。凭啥她开宝马，我连宝来都买不起？凭啥？凭啥？
　　再后来，我调往省城教书，好多年没有英红姐的消息。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自己五十多岁了。前阵子，我回村里行人情，和村邻闲聊时，偶然听到英红姐的消息。英红姐后来嫌办企业挣钱慢，带着儿子女儿去西南搞传销，结果被抓了。因为她是传销组织的负责人，判了十年，儿子判了五年，女儿判了三年。彩棉妗子在听到消息的第三天吐了血，没有救过来。旺财舅舅在彩棉妗子的头七，从英红姐盖的六层楼顶，头朝下跳了下去。
　　我今年五十六了，英红姐比我大九岁，应该六十五了。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忽然又浮现出父亲那天晚上的目光。瞪了我四五十年的目光再也不那么凶巴巴了，反倒是由里到外溢出一种别样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