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龙:全世界教育进化的十大趋势
来源: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作者:钱志龙
6. 路径和出口的多元
谁规定上完中学一定要上大学?为什么不能先花一年的时间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大,那么大的世界里你的位置在哪里?把一本厚厚的志愿清单,丢给18岁还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少年,让他选下半辈子要从事的领域,其实是很没人性也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长达二、三十年的封闭式学习路径,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2019年竟有341万的大学生报考研究生,而大部分人并不是对某一个领域真的怀着研究的激情,而只是误以为更高的学历就意味着更多被雇佣的机会,才躲在象牙塔里不敢面对真实的世界。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你觉得老板傻吗?他难道不知道你这四年的本科学历是怎么混出来的?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专业,是教不会你任何可持续的知识的?老板关心的是你选过什么课?考过第几名吗?他们更在意的是你到底会做什么?你能够创造什么价值?
我就想追问那些盲目跟风的喊着“本科学历是就业的敲门砖”的人们一个问题:你那么看重学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除了考试,其他啥也不会?除了学历,你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这次去德国访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所职业学校。参观到一半,我突然才意识到这是一所残疾人学校,但是网站上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情。我问校长时他给我的解释是:Aren’t we all somehow abled and somehow disabled? 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在某些领域更有天分,在某些方面不怎么行吗?
比这句话更震撼我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在四年级结束时就让学生选择学术类或职业类的中学,家长们非常尊重老师和学校的建议。因为他们相信也接受一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上大学。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和启发特别大:给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起点在哪里,一个他真正有兴趣的职业生涯,那才是教育该做的事情。
我拜访洛桑这所全世界最好的酒店管理学院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学校只有一个专业,所有的学生上同一套课程——酒店管理。他们97%的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但仅仅只有47%的学生最后从事了酒店管理行业。这是为什么?剩下的50%的人去哪了呢?
校长给我的回答是:去哪都行。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学会了两件事情:如何解决问题,如何与人相处。有了这两项能力,还有什么工作你胜任不了呢?我就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校长说:我们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功课,所有的考试都是以小组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去开展、去评价的。
7.家长教育的同步
做过校长的人应该能秒懂“5+2=0”是什么意思——学校里教得好好的,回家一个周末一切归零。孩子如果跟奶奶待一个暑假,很多他已经掌握了的技能又会重新失去,比如自己穿衣服。所以,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国的教育,同步进行家长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策略。
一土学校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们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老师为中心的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就是希望实现像英语谚语说的“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一样,要教好一个孩子,就必须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他的抚养和教养中来。
8. 评价方式的迭代
无论是美国的MTC(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基于知识掌握的成绩单联盟)还是中国的“新高考”,都在吹响标化考试论英雄时代终结的号角。MTC的发起人,著名私校霍肯高中的校长Scott Looney 认为, SAT、ACT、GPA 等成绩,并不能全面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美国大学如果据此选拔人才很容易“跑偏”。因此该联盟正在开发一套全新的学生评价体系——A New Model。这种动态的电子档案不含分数,而是会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生成长过程和各项能力。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去年就已经提出大学录取不再看任何标化成绩,因为它并不能预测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之后的表现;昆山杜克大学,最多只看50%的高考成绩;英国的惠灵顿公学也以“退出英国高中的排名”来表达他们对分数的态度;2021年,探月学院就会成为第一批用MTC成绩单来申请美国大学的试点学校。
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们,用冰冷的分数去评价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件事情已经不可持续了。就像微信取代电话,支付宝取代银行一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评价需要被另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取代。
9.认证去中心化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及时出现,海量的可分类、可搜索、可测量、可视化、可追溯且不可篡改的学习过程的追踪和数据,让这种新的评价标准可以变得越来越公平而透明,从而反驳应试教育卫道士们对“高考是中国仅剩的绝对公平的东西”的陈词滥调。
虽然大家都抢着去读大学、去读研究生,但是由国家统一颁发的学历,已经随着学历通胀而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将来企业也好,大学也好,会越来越看重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真实作品为呈现的学习成果,以及以开放徽章和微证书为代表的学习证据,从而了解“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
过去的三年里,我不光去拜访了那些技术领先的国家、创新勇敢的学校,我也去了一些很特别的学校。比如这所尼泊尔的沙弥学校,这18个曾经是乞丐、小偷的流浪儿童被台湾高僧慧光法师收养,他们在师父云游弘法的时候也能够保持高度自律,每天4:30起床,每天冥想长达几个小时,并在同侪互助中,完成尼泊尔文、中文、英文,及科学、艺术的学习。
再比如这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基贝拉贫民窟里的芭蕾学校。我跟着拍摄纪录片《无用》的易石导演去到了这个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失业率高达50%的地方,问创始人Mike Wamaya为什么要教孩子跳芭蕾。纪录片最后有这样一句话:Mike教过的学生里可能并没有如期出现肯尼亚第一位脑神经大夫,但也没有一个人成为毒贩、小偷、性工作者。他们都在跳舞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在绝望中看见希望的力量和勇气。
最后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故事。百年职校在中国有十所分校,在非洲有一所。它的创始人,我非常尊敬的企业家、慈善家姚莉在十五年前,为这些赤贫家庭的孩子建了这么一个全免费的学校,教给他们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技能,也给他们立足社会需要的自信和自尊。这所学校没有一个阿姨,但却是我见过的最最干净的学校,因为老师跟学生一起伏下身子打扫校园。学习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生,他们也长成了社会需要的人。
也顺便向大家汇报一下,从今年1月份起,我正式卸任惠灵顿中国的理事,出任百年职校的总督学和一线教员,我希望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和百年的伙伴们一起,完成百年职校的迭代升级,以确保他们在下一个15年,还能保证100%的就业率,也为还只有一种评价方式的当代中国,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教育方案。
虽然我对职业教育一无所知,但我相信教育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我这些年努力推动教育创新经常体会强烈的无力感。家长们听我演讲时,对我的理念完全认同,但是一到现场,他们又变得患得患失起来,总担心教育创新把他们的孩子成了小白鼠,却假装没有看见他们早已被玩得半死不活(杨东平老师的精妙比喻)。学校一周拿出三个小时来做项目制学习的探索,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真正的教育创新应该是持续的,长期的真实学习。
除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和“总得有人去做”的使命感,接受这个任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以百年职校为代表的一些资源匮乏的学校里,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共性:1. 这些学生没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2. 没有日程排得满满的课后班,3. 他们没有考大学的压力,4. 因为他们的父母根本就不“管”他们,所以也不会来给学校“添乱”。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们才可以真正放手把学习这件事情还到学生手里。用适合他们的方式去学习他们感兴趣,且跟他们生活,跟真实的世界有关系的知识和技能,而不用去背那些“考后即焚”的硬知识。一想到这些,我就变得无比兴奋,甚至莫名的乐观起来。
10. 通过教育创新实现教育公平
所以,我想说的第十句话,并不是我已经看到的趋势,而是我希望通过呐喊和实践逐步实现的愿望:我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教育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中国6000多万留守儿童, 3000多万流动儿童,将近1亿的学生,如果他们的教育不被好好关注,这个社会有可能变得不宜居。
而真正的教育公平,既不是让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资源,也不是让最缺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更不是让乡村学生也都天天惦记着北大。我眼中的教育公平,其实是教育自由,是利用科技拆掉限制住我们想象力的阶层藩篱和学历高墙,让每一个孩子知道:除了考个好分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证明自己的天分和努力;除了上大学,还有更高效且更便宜的学习方式。
同时,我也希望大人们更用心的去发现并欣赏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而不是继续各种以爱为名的比较和伤害,不惜付出他们整个童年和身心健康的代价,在一个即将被时代抛弃的赛道里拼个你死我活。我更希望社会早日结束对学历的崇拜和对职业的歧视,让每一个人都能有意义的学习、有尊严的生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教育者钱志龙”。作者钱志龙,独立教育学者、探月学院督学,著有《什么是最好的教育》等书。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来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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